在這段期間,聯準會官員挑起了救援的重責大任,先發制人投入更多止痛藥,大幅調降短天期利率,由於擔心重蹈日本央行在一九九○年代初期造成「失落的十年」覆轍,聯準會主席柏南克調降利率的行動又快又猛,堪稱史上之最。
雖然貨幣政策可以穩定較廣泛的金融市場,有助於爭取時間,然而降息不能令投資人信任金融投資工具,慘的是出借人和借貸者之間又沒有聯繫。
此外在一個財務風險被轉嫁給神祕的、不載於資產負債表之投資媒介的體系下,人們的信心也不可能那麼快重建。
到了二○○八年三月中,聯準會官員發現自己也陷入恐慌中,大幅調降短天期利率和其他更直接的對銀行挹注資金,只得到溫和的效果。
更糟的是,投資銀行貝爾斯登正瀕臨破產,聯準會官員的結論是,在目前的情況下,任由一家重要投資銀行倒閉,有可能造成全球金融體系的瓦解,導致股票市場崩盤,下一個遭殃的就是全球經濟。
美國經濟已經接近衰退,而這樣嚴重的事情發生以後,可能需要好幾年時間才能完全了解它的所有影響。
於是在三月十六日,也就是聖派崔克日(St. Patrick's Day)的那個週末,聯準會把投資銀行貝爾斯登納入政府的安全網內,其他所謂非銀行的金融機構也都有機會比照辦理,在此之前,這種待遇只有聯邦監管的銀行才有權享用這種緊急措施。
聯準會特別容許貝爾斯登使用聯準會的貼現窗口,這是在大蕭條時期建立的機制,容許銀行在緊急時獲得貸款,不管他們提供的擔保品品質優劣都能借到錢。聯準會在美國財政部的支持下,強迫貝爾斯登賣給摩根大通銀行(J. P. Morgan Chase),條件是美國央行同意借錢給這家陷入困境的華爾街投資銀行,以換取高達兩百九十億美元的可疑証券。
現在讓我來闡述一下聯準會這項決定的意義:聯準會原則上提供涵蓋整個金融體系的政府擔保,而不只是銀行而已,這一來聯準會或某個其他的監督管理機構將可能對金融市場扮演更強力的監管角色,由於眼前的危機如此嚴重,整個金融市場都有可能潰不成軍,因此聯準會這麼做可能是別無其他選擇。
可是就長期來看,政府的擔保範圍是否會延伸到整個經濟體,或是否會限制借款,目前還有待觀察,在政府擔保的制度下,需要某種監管力量出來保護公共的利益。
不過包括聯準會在內的金融監管圈子,過去在評估風險和了解變現性流動方面,絕對稱不上有過人的成就,如此看來,一個新的、超大規模的美國監管機構(不管設在哪裡)能夠更上層樓嗎?
金融市場裡那些神通廣大的人物一直在找出迴避法規限制的合法手段,我猜測一旦新的監管機制上路,而聯準會或其他政府監管單位又祭出阻撓金融業者的新決策程序時,許多避險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和其他更具機動性的金融組織為了做生意或從事金融交易,只消把基地搬到其他國家去,就大功告成了。
風險管理的難度與挑戰
《華爾街日報》的易浦(Greg Ip)指出:「外界正在要求聯準會做一件沒有任何人能力可及的事:事前辨識並避開危機。」
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費德斯坦則補充說:「監督銀行和金融體系中其他機構所出售的極為複雜的衍生性商品,將是非常棘手的技術挑戰。
這些(金融機構)本身付出天價般的薪水,還賭上自己的存亡,仍然把事情搞砸了,難道聯準會有辦法勝過他們嗎?」
真實情況是,次貸災難讓所有金融監管單位彷彿在睡夢中被晴天霹靂驚醒,可是也不能完全怪罪他們,立意良善的政府官僚實在比不上古靈精怪的市場天王和他們的律師,只要金融監管法規一出籠,這些人立刻著手研究合法手段來規避任何新法規的限制。
當前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簡稱SEC)付給資深官員的薪水介於每年十四萬三千美元到二十一萬六千美元之間,而高盛投資公司一位資淺的主管,每年進帳的薪資加福利就有數百萬美元。
二○○六年高盛員工的平均報酬是六十二萬兩千美元,有些行政助理和秘書的收入超過二十萬美元。
可是現在的危險在於,監督管理人員可能會採取過度監管的行動。
偏偏在金融市場中,過度監管可能對流動性造成致命打擊,以美國來說,過度監管可能進一步削弱紐約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
監管錯誤可能使已經惡化的信用環境雪上加霜,過度反應還可能造成美元進一步走貶,逼那些機動性高的投資人選擇把錢移到管制較少的市場去。
美國金融服務業一向是世界各國羨慕的對象,也是美國少數凌駕其他國家的產業之一,事實上,外國金融圈都等不及看美國金融業在嚴格的法規束縛下失去競爭力而滅亡。
不過,除非推出絕對精準和敏感的必要改革,促成更大的透明度和更好的風險管理,否則美國金融服務業恐怕真的會走上覆亡之路。
在這個亟需審慎改革的體系下,銀行和投資銀行確實表現得很差勁,顯然我們需要一個為證券化資產定價的標準化平台,我們也必須建立一個提高透明度的新機制,同時更深入了解市場風險和過度使用槓桿的本質。不載於資產負債表的獨立投資媒介,必須加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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