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諾心態」常常與另一種迷惑力——「價值歸因」合流。
「價值歸因」是指人常會根據第一印象,而非客觀事實,為某些人或事賦予特定的價值,而這個價值是來自個人的價值體系。
地鐵中的「史特拉第瓦里」名琴
為了瞭解「價值歸因」如何運作,以及它如何迷惑了人類學界,我們必須先回到二十一世紀,潛入美國華府的街道下。
二○○七年,一月的早晨,華府「兒童廣場」地鐵站即將樂聲飄揚。
早上七點五十一分,就在最繁忙的上班時間,一位身穿牛仔褲、頭戴棒球帽、看來普通的年輕人,隨手從琴盒裡拿出一把價值三百五十萬美元的史特拉第瓦里名琴,準備開始演奏。
這人是約夏.貝爾(Joshua Bell),當今世界最頂尖的小提琴家之一,經常在全世界最有名的音樂廳演出,而且往往一票難求。
在這個沒有人認識他的地鐵站裡,貝爾正在進行一項由《華盛頓郵報》所設計的實驗。
貝爾的地鐵音樂會以「巴哈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開場,這是小提琴曲目中最富挑戰性的樂曲之一。接下來的四十三分鐘,獨奏會繼續進行著。
但在那個一月的清晨,地鐵站裡並沒有傳出如雷的掌聲,也沒有此起彼落的閃光燈。一位全球頂尖的音樂家在地鐵站裡免費演出,卻沒有任何人注意他。
當天早上有一千零九十七個人從貝爾身旁經過,但幾乎沒人停下腳步。有個人聽了幾分鐘,也有幾個小孩子瞪著貝爾看了一陣。然後,一位女士突然認出了這位小提琴家,她瞠目結舌、不敢置信地看著貝爾。
當然,那些通勤族可能真的因為時間太趕而沒注意到貝爾。
但是如果當時有幾位攝影記者在場,或者有人知道他是一位小提琴大師,當時至少應該會有「多幾個人」停下來聆聽吧。
或許我們可以想想當時貝爾在地鐵乘客眼中是個什麼樣的人。他並沒有穿正式的燕尾服,他也沒有正式的舞台。
不管怎麼看,貝爾看起來就像我們平常見到的街頭藝人。
即使他「聽起來」可能不像個普通的小提琴演奏者,但他「看起來」卻一點也不起眼。
那些通勤的人不自覺地以他們的第一印象——棒球帽、牛仔褲、地鐵站——為貝爾的表演賦予了特定的品質。
當他們從貝爾的身旁經過,大多數人甚至沒有特別看貝爾一眼。
他們「聽見了」一場精彩的音樂會,但他們「聽到的」卻是街頭表演。
對貝爾聽而不聞的華府通勤族受「價值歸因」所迷惑的情形,與十九世紀人類學家忽視迪布瓦的發現並無二致。
對十九世紀科學界而言,與「直立人」化石相關的一切,根本毫無價值:發現直立人化石的迪布瓦籍籍無名;歐洲的科學家也從不認為「爪哇的地獄之洞」會是人類的發源地之一;而直立人化石的腦子又小到不符合人類學家對「失落的環節」的想像。
迪布瓦彷彿也像雙手拿著一把史特拉第瓦里名琴,卻無法引起任何人注意的小提琴家一樣,因為他頭戴棒球帽、身穿牛仔褲,站在一個地鐵站裡。
然而,十九世紀的科學家、地鐵通勤族的反應,並不難理解。
因為「價值歸因」就像我們腦袋裡的一個捷徑,它會很快地替我們決定什麼才值得我們注意。
當我們碰到一項新事物、一個陌生人,或一個沒有遇過的狀況,我們在第一時間賦予它的價值,決定了我們對它進一步的判斷,不論是不自覺地略過跳蚤市場裡一個價錢出奇便宜的古董,或是對精品店裡價格昂貴的名牌包莫名的愛慕。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在馬路邊看到一個雕工精美的大衣櫃,你會覺得它是一個稀有的寶貝,還是會「用膝蓋想就知道」它一定哪裡有毛病,才會被丟在大街上?
相同地,「價值歸因」也會影響我們對人的判斷。我們很可能會對一個建議或產品不屑一顧,只因為建議或推銷它的人「有點怪」。我們也可能會盲目地接受一個人的建議,只因為建議的人名聲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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