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世紀的混亂中，一些舊有的科技領導廠商不支倒地，能夠適應這波變動而適時轉型的公司，大多具備對於新世紀環境變化的充分知識，並且勇於改變自己、轉型創新。
贏家屬於能察覺變化、審度局勢的公司。反過來看，一些過去赫赫有名的科技公司：
如迪吉多、康柏、3Com、柯達、西門子、北方電信（Nortel）等，不是已經被併購，就是營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科技公司必須了解新、舊世紀的重要差異，才能在經營的方向上掌握變革的契機。
這個新世紀與剛結束的二十世紀最大的不同在於全球化、知識經濟、網際網路、人口結構變化、消費者意識、環境生態、氣候演變等面向。
新世紀的競爭不但迫使企業要因環境而變，而且必須轉變得夠快，才不會淹沒於這股來勢洶洶的浪潮裡。
以下將分析影響較大的幾項環境變化，以做企業的參考。
全球化
在人類發展
的歷史中，早期的國際貿易出現於歐亞與歐非的國際大國之間，但是真正較大規模的跨洲貿易發生於十四、五世紀，當時以葡萄牙、西班牙為代表的西歐沿海國家積極發展遠洋航行的造船技術，期望繞過非洲南端前往印度，十五世紀初，葡萄牙王子亨利派遣船隻沿著西非海岸一路探險，並指示所有的船長大膽地前往人類足跡尚未到達的地方。
那時，葡萄牙的造船專家設計一種稱為卡拉維（Caravel）的多桅小帆船，開始了一系列的探險，甚至促成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十八、九世紀，西歐海上強權國家藉由占領或殖民，大規模擴張貿易，促成了快速的東西交流，全球貿易占國內生產總毛額比例急速增加。
由十八世紀初期占1%左右急速增加，到了1918 年，約占7.9%。兩次大戰則使得國際貿易萎縮，經濟又陷入蕭條，各國紛紛採取保護主義，全球化的腳步緩慢下來，全球貿易占國內生產總毛額比例減少為5.5%。
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等國領袖就積極推動全球化，跨國企業的發展又積極起來，但是由於自由民主陣營和共產主義陣營的對立和冷戰，真正的全球市場一直難以實現。
全球貿易自由化帶來衝擊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促使蘇聯和東歐共產集團的瓦解。
由於東歐共產政權的瓦解，世界上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兩大陣營對立的冷戰時代結束。
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西方工業社會取得絕對的優勢，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世界經濟。
同時交通的便捷和電信網路的發達使跨國的貿易及合作更趨頻繁。
在這個發展的狀況下，包含中國、印度和東歐各國改採開放的政策，加入了自由經濟市場，大約三十億人口成為新資本主義大軍。
最近十分暢銷的一本書《世界是平的》作者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以反省性觀點，審視全球化的快速開展與對美國企業工作模式的衝擊，提供深入淺出的探討，引發全美的廣泛討論。
書中一再強調全球貿易的自由化將使許多工作移往工資低廉的地區，除了中國和印度已經分別成為製造和營運委外的世界性基地外，將來還有更多的開發中國家加入這場競逐。
原有的工業國和新興工業國將面臨嚴重的競爭。
1994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談判獲致關鍵性的突破，進一步促成了世界貿易組織（WTO）。
全球化的經濟一方面大量提升了全球的貿易金額，另一方面也使資金、工作和資訊的流動加快，全球貿易占全球所有國家國內生產總毛額比例快速提升，1998年時達到了17%。
台灣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開始受到自由貿易帶來的衝擊。
製造業大量外移，國內市場則面臨開放與自由競爭。
全球資金竄流形成風險
當然全球化也帶來許多負面的問題，正由於工作容易移動到任何地方，使得原來安於工作的工作者突然失業，全球貧富懸殊的情形更進一步惡化。
記得 2003 年 1 月有一天，我從瑞士蘇黎世搭火車要到達沃（Davo）參加全球經濟論壇的會議，同一班車上山的有上百位反全球化的抗議人士。
警方因為擔心他們在山上鬧事，在途中一個小站阻止火車繼續往前開，我和所有旅客與示威者一起在那個小站受困長達四小時，當時示威者似乎有意強行進入鎮上，警方只好發射催淚瓦斯彈，這是我近距離觀察反全球化示威印象深刻的一次經驗。
由於資金流動迅速，加上各國金融法規的鬆綁，全球的金融管控變得十分困難，一旦發生狀況，很快地就會蔓延。
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級房貸風波，引起全球巨大的金融危機。
2008 年 9月美國的雷曼兄弟銀行倒閉，引發全球恐慌性的巨大風暴，仔細探討這次風暴的形成，其實許多鬆散的管制早就種下遠因，連動債建立在類似老鼠會的衍生性商品上，讓愈晚加入的投資者承接愈高風險的商品，當房屋貸款的還債發生危險時，連鎖反應形同海嘯或雪崩，幾千億美金的商品瞬間化為烏有。
其實雷曼兄弟只是其中一個案例，其他投資銀行也多受傷慘重，更令人驚訝的新聞，類似前那斯達克執行長馬多夫（Bernard Madoff）的騙局，造成了許多投資人和經紀人自殺，美國的法院將他繩之以法，判以一百五十年的重刑，這類騙局會發生，顯示全球資金竄流造成的風險比想像的嚴重。
知識經濟
自 1960年代起，先進國家就出現知識工作者增加的現象。
以美國為例，早在1962年一場名為「美國知識的產生與分配」的座談會中就已經有學者指出，當時美國有很多的工人在處理符號，而不是物質。
到了2000年，知識工作者在先進國家的勞動人口比例已經超過50%，在美國，四位工作者中間有三位是做處理資訊或運用知識的工作。
晚近崛起的明星企業和世界鉅富大多在軟體、網路、媒體等領域獲致成功。
有些學者把這種以非實體商品為基礎的經濟稱為「資訊經濟」或「超象徵經濟」。
知識在這類經濟活動中的角色日形重要，到了上世紀結束之前，已經引起廣泛的討論。
美國經濟學家梭羅（Lester C. Thurow）教授指出：「未來是藉由知識的創新提升企業價值，進而創造企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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