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來我一直有個遺憾，自覺錯過了此生的一個大好機會。
那是在1996年，這個機會來自當時權勢最大的一位人物，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寫書邀約。
那是在北京領導重地一個私下會晤的場合，就在毛澤東接見賓客的房間。
江澤民提出邀約，是因為我曾撰述《大趨勢》一書（Megatrends ）的緣故。
這本書寫於1982年，分析美國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變遷，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超過兩年，多數時候是排行榜第一名，在其他許多國家也非常暢銷。
《大趨勢》也在中國出版，而且令我大為驚訝的是，據說這本書光是在中國，至少售出了2000萬冊以上，當時盜印很猖獗，是盛行的售書方式。
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後的第一代剛從大學專校畢業，急切渴望向西方學習的時候。
江主席一見到我，劈頭就說：「你不知道你在中國的名聲有多響亮。」
我走訪北京之前，在台北待了幾天。
當時美中關係相當緊張，柯林頓總統為因應中國對著台灣海域發射飛彈，派遣航空母艦前往台灣海峽。
美中兩國為了台灣而劍拔弩張，衝突可能一觸即發；
所以那次兩小時的會談中，台灣問題如影隨形驅之不散，要不了多久便切入我們談話的主題。
我自1967年以後曾多次造訪中國和台灣，目睹許多重大變化。
我注意到台灣對全世界展現自我的成果相當不凡；相形之下，中國就顯得太過保留，因而總帶著有志難伸的鬱悶，所以我就說了：「江主席，台灣說的是小故事，但是它說得非常精采。
中國有個大故事可以說，但是卻把這個故事講得很糟糕。」
全場靜默。
接著他說：「何不由你來說？我們會給你所有的資源和協助。」
這個提議很令人動心，但我卻礙難接受。
當時我分身乏術，而且，總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
這一回我已經準備就緒。
十幾年來頻繁走訪中國（加起來超過上百次）已經深化了我對這個國家與人民的了解；
此外，這回我不必單槍匹馬進行。
過去十年來我造訪中國皆有內人桃樂絲（Doris）同行。
她原本是我著作的德文版發行人，2000年與我結褵，因為我們發現，兩人的交集不只如此，在許多方面我們都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我們一同遊歷世界，一同進行研究，對於中國正經歷的演變我們同感振奮。
我認識王巍時，她也在場；
王巍成了我們的至交、最值得信賴的夥伴，他提供堅定的支持力量，也是本書的催生者。
從我們首次談話到他寫電子郵件給我之後不過數月，我們就與另一位中國夥伴共同創辦了奈思比大趨勢研究所（Naisbitt China Institute）；
這是個立場超然的研究機構，獲得天津南開大學與天津財經大學的大力支持（我在這兩家大學任教）。
我們致力的目標是，排除西方的觀點與假設，要像中國人那樣檢視中國。
我們關注它的缺點，但是不以西方價值觀與標準去評判中國。
首先，我們必須針對中國現況發展盡可能蒐集資訊。
我們開始與研究助理密集開會，這些成員是由中國企業家與學術界人士帶領的兩所天津大學學生，包括28名學生與研究生。
我們告訴他們，我們正在尋找的是什麼，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們應該只蒐集已發生的事實和事情，不要蒐集計畫和聲明。
他們必須習慣的最不尋常的一點是，我們並不構思主題，因為任何主題的構思，都會為研究定出一個方向，而讓我們錯失希望找到的東西、我們所不知的事物，以及會令我們驚訝的事物。
對中國人的思維來說，這樣的過程很不尋常。
第三個挑戰是要選取媒體報導的文章，加以精簡並譯述，然後納入資料庫。
和我們的團隊共事，並會晤中國其他地方的大學生，真是一大樂事。
桃樂絲和我一方面檢視中國在地媒體的報導，一方面遊歷中國，訪問企業家、學術界人士、政壇人士、藝術家、異議人士和外籍人士，謹記在心的目標是，要由內而外來述說中國的故事，不要像近日許多論述中國的書籍那樣，由外而內來看中國。
在那段期間，我們探索中國的大趨勢，深知我們所研究的這個國家正在經歷很複雜的巨大變化，各個地區、各個城市都在以不同的速度，進行不同層級的變化。
我們尋找模式，以便在納入一連串的單一事件後能看出個道理來，並建構新中國的圖像，就像1982年我撰寫《大趨勢》時，在美國所做的那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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