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里曼在他的書中警告美國政府必須減稅、提高教師薪資，以及想出培養、吸引、留住新一代價值創造者——工程師——的新穎辦法。
不過要維持全球化血脈所需的自由流動資金，也需要手最巧的全球金融腦部外科醫生組成團隊來施救，因為當前世界缺乏一套金融管理的秩序，彷彿一手縛在背後、另一手穿著尺寸不合的手套，卻試圖操刀進行精密的腦部手術一般。
金融市場實在變得太過龐大，有時候威脅太大，致使政府機構無法施展全力保持其穩定。
一八七○至一九一四年的那段時期，和我們今日所面對的局面相似得令人毛骨悚然，開啟一次大戰的槍響逼得當時的世界面臨苦澀的新現實，接下來的十五年內，資本與貿易流量崩跌，為日後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時期鋪好一條路。
今日，頂尖的全球貨幣政策理論學家兼前美國聯準會理事米胥金(Frederic Mishkin)悲觀的主張：「發生另一次『大逆轉』(Great Reversal)的可能性極為真實」。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專欄作家沃夫(Martin Wolf)這麼寫道：「二十世紀初的崩潰，部分原因是為了迎合全球經濟與政治秩序下的新興強權，而承受過大的壓力。」他指出當今中國與印度的崛起將會製造類似的壓力——「互相仇視心態越演越烈，破壞了大家維護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決心。」
經濟逆轉很少來自一記殘酷的、明顯的、事先計畫的政策打擊，反之，誠如死亡往往由千百道傷口累積而成，經濟逆轉是來自一系列看似無害的小型改變，但卻具有危險的破壞穩定力量，最終到達市場不確定與恐懼的駭人反轉點，這就是次貸危機時的情況，如今我們面臨越來越高的金融災難風險，恐怕會帶來破壞力和心痛的惡性循環。
揭開隱藏在幕後的真相
我很了解寫這個所謂新全球經濟的複雜體系是什麼樣的任務，因為我自己貼身觀察，可能還扮演某種程度的推手角色。
在長達三十餘年的事業生涯中，我親眼目睹創造金融全球化的勢力如何發展成形，也經常與全球金融領域的某些要角會商，因此深感有義務和未能接觸類似資訊的大眾分享我的心得。
這些年來，我首先在美國一位資深國會領袖身邊擔任幕僚長，然後成為民主和共和兩黨總統候選人的經濟議題顧問。
過去二十年間，我透過自己經營的全球總體經濟顧問公司「史密克國際」(Johnson Smick International，前身是「史密克麥德利合夥公司」[Smick Medley and Associates])與舉世最成功的一些理財專家合作過，包括索羅斯(George Soros)、史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貝肯(Louis Bacon)、卓肯密勒(Stan Druckenmiller)、羅伯琛(Julian Robertson)等等。
此外，我創辦《國際經濟》(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雜誌，並致力其編務，這本雜誌的目標讀者是全球的中央銀行與政府財政部門。我創發並經辦美國國會針對「美元與貿易」議題舉行高峰會的點子，這一連串重要的會議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和一九九○年代舉辦，與會者包括世界各國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以及美國的國會領袖。
整整二十年的時間，我每天都與最資深的經濟學家和身處金融全球化第一線最知名的市場交易商互動，他們全都與相同的議題奮力纏鬥：如何在這個麻煩的新體系底下生存、壯大？
二○○七年一月，也就是在次貸危機爆發前六個多月，某天晚上我在華盛頓一場晚宴上對其他賓客發表這麼一段評論：「如果今天一般人知道全球金融體系雖然看似強健，卻面臨自我生存的危機，一定會感到震驚。
它對心理學的群體效應(herd effect)異常脆弱，足以引發工業國家經濟的莫大災難。」
當晚開車回家的路上，我的妻子薇琦(Vickie)說：「你應該就這個題目寫一本書，如果各國中央銀行和華爾街都曉得隱藏在幕後的真相，為什麼其他人不該知道？你為何不一語道破那些金錢大亨一直都曉得，這些不穩定性終能影響我們所有人？」
因此我要把功勞歸給我的另一半，是她體認到推出這麼一本書的需要，並點燃不可欠缺的火苗，激勵我接下這份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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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球化為主題的先驅作品《世界是平的》（Ｔhe world is flat），讓你看到全球化的優勢，本書卻要告訴你，隱藏在全球化底下，一場人人躲不掉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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